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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"你抄我的抽屉！"我发怒了。 　　这分明是揭我的疮疤，虽然他的眼里充满迷惑和焦虑。我的脸发热。我大声地回答他："对了。如果奚流该入地狱，我也和他入地狱。你是不是也要对我唱一段快板：'竹板这么一敲，唱一支保奚调'？" 　　我把便笺扔在王胖子身上："这件事我不管！你请总编辑直接去抓吧！我可以退出编辑小组。" 　　"嗬，不简单。你怎么知道的？"他笑嘻嘻地问。 　　"是吗？"他不由得把脸凑了过来。"是一件皮袄。天还是要冷的，这些疯子！好，你去拾来，顺便再拣点别的，我们来研究研究。快去快回，不要与任何人接触。" 　　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，安徽颖上县人。在她出生的前一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所以她一生下来，就面临着民族的深重灾难。她是在母亲的怀抱中、在独轮车上"跑反"长大的。 　　潜伏在心底的一点希望破灭了。这时，我的父母亲已经在灾荒中去世，唯一的妹妹也出嫁了。我突然感到了绝对的孤独，决定远走他乡。我给妹妹留下一个字条，走了。走到哪里去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到处流浪，读完了我的漫长的社会大学。陪伴我的有两套书：《红楼梦》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。 　　"妈妈，爸爸的信！"憾憾总是高高兴兴地把信交给我。我不敢当着孩子的面看信，因为孩子总要问："爸爸问我了吗？爸爸想环环了吗？你写信叫爸爸来吧！"我等孩子睡觉以后再看这些信，每个字都像一张血盆大口要把我吞吃掉。我还得编出一套骗孩子。 　　我把小黄花夹在日记本里。 　　除了这杆旱烟袋，父亲没留下什么纪念品。也没有人想到要纪念他，或者给他开一个追悼会。父亲实在太平凡、太渺小了。他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，与历史有什么关系？历史永远只记载大人物的行动和命运。至于像父亲这样的人物，则只能包括在"人民群众"这个概念里。许多人都承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。然而，当他们去翻阅或书写历史的时候，他们在"人民"这个概念里，看见了几个有生命、有感情、有个性的实体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