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我们认识廿多年了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"他又朝我靠近一些，我吃惊地看着他。 我们认识廿”刘芳芳拉着母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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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　　事实上，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，远不是用遗弃和被遗弃就能说明的。这一切所留给我们的，也决不是个人恩怨。
• 　　从那以后，我知道这是一根弹不得的弦。但这到底为什么，我仍然不了解，也无从了解。我不愿意从第三者那里去了解她的情况。与赵振环的共同生活在她心里究竟留下了怎样的印象？她现在对赵振环是怀念还是憎恨？这一切的一切我多么需要了解！我觉得我与她之间还存在着距离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。
• 　　我在烽火台前坐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下来了。我没有回到运输队。我得找一个新的工作。我顺着长城，一个村一个村打听，有什么活给我干？
• 　　刚解放的时候，她正读小学。老师常常带他们到农村去宣传革命道理。一位老师为了培养他们的"无产阶级感情"，把他们带到粪池旁边去吃饭。一边吃，一边还有意以粪便和蛆虫作为话题。
• 　　关于何荆夫，我能讲些什么呢？过去我不认识他，现在也只知道他的名字。陈玉立讲的那些能算数？我叫她给我写个纸条作参考她都不肯。可是她却在各种各样能够说话的场合去说何荆夫的坏话，而且必定捎带上孙悦。我简直不明白，是何荆夫得罪了她，还是孙悦得罪了她？不管她，我还是写上"据反映"。将来要问：据谁的反映？我就说，据陈玉立的反映。她那天在党委会上讲的我也作了记录。又不是我一个人听到的。
• 　　她不回答。
• 　　"我是被一种可怕的惰性害苦了！小孙，你不能容忍我的话。你哪里知道，我也是在骂自己啊！我要是不爱我的祖国，为什么不到国外去继承遗产呢？前些年受了那么多的罪，我也没有想到逃出我的祖国。我一直等待着报效祖国的机会。可是长期的等待消磨了我的意志，我养成了一种情性，安于现状，害怕曲折和艰苦。我也看到，现在和以往不同了，真正有了希望。可是我已经飞不起来了。现在需要的是持久的、不懈的、平凡而又艰苦的斗争和工作。要适应这样的需要，一个人必须永远保持振奋的精神，旺盛的精力，坚韧的意志。可是这一切，我都没有了。我有时候一个人瞎想：要是有一个机会，让我献出生命去表白对祖国的感情该多好啊！可是哪里有这样的机会呢？
• 　　"各人各爱。我看这孩子还不错。对谁好，对谁不好，都是各人行下的。花钱买不来心贴心。"她看也不看我，说完就走了。
• 　　心里徒然升起了不快，我一面回答她："很感谢总支的关心，我就要出院了，你又何必来呢？"一面想着以前那个自然坦率的孙悦。我不喜欢眼前这个孙悦的做作。虽然，我知道人们故意做作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：为讨好，为虚荣，为掩盖真情......但是各类做作我一概不喜欢，因为它是一种病态。
• 　　我将永远珍藏这只旱烟袋。烟袋是父亲的。烟荷包是孙悦的......这针脚多么细密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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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　　"基本上像孙悦，也有些地方像你。"
• 　　妈妈站了两分钟，又坐了下来，声音平静地说："老许，那一段历史，我们从今以后就不翻了吧！"
• 　　"这是什么意思？"她真的不懂。
• 　　"玉立！"奚流厉声制止了她。
• 　　怎么碰上游若水啦？不错，正好从他家门口过。我真讨厌他。
• 　　我成了个"黑人"，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完全脱离了关系。没有户口，没有油粮关系；没有亲戚探望，没有书信来往。谁也不关心我是一个什么人，谁也不想问问我"何所为而来，何所见而去"。人们只知道有一个"烧炭的老何"，"盖房的老何"，"背石头的老何"，"点炸药的老何"，"拉车的老何"，还有"说书的老何"。我付出劳动，换碗饭吃。如此而已。
• 　　"吃饭吧！"我装做丝毫也不在意的样子，端出给她准备好的晚饭。
• 　　但正当她在学校里端正立场，积极地投入"反右斗争"，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时，她的后院却出了问题。在安徽老家，她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动员得参加鸣放了，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，被打成了"右派分子"；她的叔父则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窃，被诬为"监守自盗"，申辩不清，被迫自杀了，--后来虽然抓住了盗贼，但人死不能复生，给家属留下了无可摆脱的悲哀。这两件事，对厚英的打击当然很大。现在摆在她面前的是两条路：要末从此消沉，要末以更革命的姿态来表现自己。消沉不适合戴厚英的性格，而且当时愈来愈左的形势也不允许她消沉，因为一消沉就会沉入深渊。形势逼得她只有向左，紧跟。何况，在当时不断地反右派、反右倾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下，青年们都以为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。
• 　　我将送给孙悦一本书，上面写："献上我二十多年的思念和追求......
• 　　由于自尊心的缘故吧，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。可是我了解一切。我有两个"义务情报员"：一个是许恒忠，他常常建议我劝劝何荆夫，不要做这类冒险的事。"这些年的斗争情况老何已经隔膜了，他在凭着一股热情瞎闯呢！我看透了，既有变过来的时候，也就有变过去的时候。"还有一个，就是小说家了。这人平时并不活跃，但却是我们同学中的"消息灵通人士"，对文艺、出版界的情况特别熟悉。他常常把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、反映告诉我。书稿发排的时候，他兴奋地跑到我这里说："孙悦，今天请我吃杯黄酒，有喜事！"好像他自己的书就要出来了一样。他感慨地说："我缺乏老何那样的勇气，这一辈子只能这样庸庸碌碌了。我快成了中国的奥勃洛莫夫了。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失去安宁的眠床的缘故吧？文穷而后工，古今皆然。我还是穷一点好。可是我又怕穷的滋味。"我给他喝了酒，但着实笑了他一通。我在高兴的时候喜欢和人家开玩笑，有时还会促狭。